这是我第一次回忆我的童年以及我的家。我们家兄妹四人，我是我们家唯一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。我从小就有一种念头，总想要离开这个家，我自己一个人跑掉。
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有的记忆。
我出生在现在的北京西绒线胡同，就是从宣武门那条街进来，进口不远，在路的北边，有一个两层的小楼，这就是我最早的家，现在那房子的楼下好像开了美发店。
我们家当时住在楼上，在我记忆中，里边应该是有三间房，两明一暗。靠马路那边、有阳台的阳面是我奶奶住的房间，中间是个客厅，包括吃饭，来客人呀，我父母亲的房间是挨着楼梯的一个小间。楼下是一间药房，卖一些治头疼脑热的药，可能是我父亲光靠演相声不够维持我们家的生活。那个胡同那时很热闹，我们家旁边有卖绒线的、有卖肉的，还有一个面包房，面包房一做面包，整个胡同就飘满了诱人的香味。
我不到两岁我们家就搬到了西单商场对面一个叫小口袋的胡同，住在那里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成立相声改进小组的时候。
在小口袋胡同没住二三年，我们家就搬到了宣武门外的香炉营5号。搬去没多久，家里就添了我大妹妹，后来又有了我小妹妹，在那里我们住了八年。原来送我们上下学的许叔又把三轮车改进了，把原来的座位改成一个小木屋，里面可以塞8到10个孩子。
我们家兄妹四人，我是我们家唯一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。这种感觉从我有记忆就开始了，那时我心里特别不满意，就觉得自己特孤独。
按传统观念，老大是家里最喜欢的，而下边的妹妹又是我们家第一个女孩子，也易受隔辈人的宠爱，所以他们有我奶奶疼；最小的妹妹是我们家最小的，自然我妈妈要疼她，就剩下我没人疼。
我穿的衣服都是跃华剩下的，而且跃华穿不下的衣服，如果是高级一点的，我奶奶会给他收起来，放到箱子里，不让我穿，可能是留作纪念。
那时，晚上睡觉时，跃华和大妹妹跟我奶奶一起住，小妹妹和我爸妈住在一起，就剩下我，独自一人睡。记得我们家住四合院时，我一人住着南屋的一个小间，那时候的房门上面是玻璃，下面是木板，下端开一个洞，让我们家的猫进出，这只猫半夜里出来进去的动静我听起来非常害怕，那时半夜里甚至听我们家水缸盖帘的滴水声，也都特别恐惧。
就连吃饭，我们家也是这种格局，爸爸妈妈带着小妹妹在北屋吃，奶奶带着跃华和大妹妹在桌子上吃，我一个人坐在地上吃。那时候我能有一小盘菜，也就是现在吃饺子蘸醋的小碟子大小，够不够也是它了。
所以我舅舅有时就过来跟我一起吃。在我们家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我舅舅，我的童年是和我舅舅相连的。我舅舅当时30来岁，一直在我们家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帮我们家料理药铺，我舅舅一边卖东西一边看着我，把我绑在货架上，怕我摔了。在我印象里，我舅舅天天带着我，哄着我玩。
我舅舅当时为什么跟我好呢？可能他看出，我在我们家没人疼，所以他对我就有点偏爱，其实这种偏爱感情上的成份比较多，物质上并没有什么，也就是带我出去买东西时，多花一分钱给我买个小零食而已。
另外一点，我吃饭时养成一种习惯，非有汤不可，爱喝稀的，后来有人说爱喝稀的人孝顺。于是，我舅舅做饭时，有时就偷偷地给我做上一碗汤，无非就是切几片黄瓜，搁上调料弄成一碗汤，或用一个西红柿做个汤什么的。
渐渐地，我舅舅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我父亲的反感，直到他们俩为了这件事打架。那次闹得挺僵的，我舅舅就说，家里为什么没人管跃文，我给他做碗汤有什么过份的？我舅舅是个脾气特倔强的人，一气之下他就要走了，不在我们家呆了。
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那时我们家已搬到了复兴门，我参加了业余相声演出。
记得那年，我还写过一篇作文，这是我上学期间唯一一篇被作为范文的作文，题目是《我是未来的……》。我们班有个同学写的是，我是未来的清洁工，将来淘粪时不用人，用机器，为此我很喜欢这个同学。我填的是我是未来的人民演员，这篇作文我分了三个自然段，第一段写的是怎么说相声，第二段是怎么成了名，最后一段是老了后怎么带学生。这完全是照我父亲这个模子写的。
当时，我参加了北京组织的业余职工曲艺队，我们队大多是工人，他们当时也就21、22岁的样子，有李国盛。学生有3人，我，还有两位上中学的学生。
我们那时候学相声一是靠听收音机，还有就是当时的西单商场二楼有个小演出厅，大约50平米，不到20排座位，有一个小台是西城区青年曲艺队在演出，那是一个专业队伍。那时有收费标准是10分钟2分钱。我当时只要下午没课，做完作业后，就带着我们学习小组的二三个同学去听相声。那里有人认识我，不跟我收钱，他们一见我就说又来啦，快上去吧。
我听相声大约听二遍，甚至有的听一遍我就会了，接着我就在礼拜日的下午，上俱乐部去说给别人听了，当时俱乐部在新街口电影院那儿。我们演出时不收钱，工人们凭着俱乐部的证件就可以进去听。我那时候演出不知道害怕，只是演出的水平差劲而已，那会儿演出也不报名字。
跃华那会儿，在学校里玩得比我高雅点，他上学是在男八中，他们学校有话剧团，他便在话剧团演话剧。
跃华是我们家的长子，极聪明。他小时候上四年级时，北京少年报就登了他的文章，意思说他有点发明小天才的意思。后来，大作家杨朔来见他，还送给了他一颗夜明珠。那颗夜明珠一到晚上就会亮。晚上放在灯上，用灯照一会，再把灯关掉，那珠子便发出绿色的光，幽幽的，非常神奇。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。
跃华小时候爱无线电，他上五年级时，就会做矿石收音机，我真是觉得他很了不起。他知道把漆包线缠到钉子上，然后用一块电池把这两个电极按上，再弄一个键子就可以“嗒嗒嗒”地发报，而且他会把这个弄到我们家的话匣子上，让收音机里也出现电报声，我记得没几天，派出所就找到家里来，以为我们家有电台，有特务。
所以我小时候，对跃华又是气愤又没有办法，好像老人偏爱他也有道理，他确实特别聪明。
我父亲从小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他老不在家，在家时也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。我从小就很怕我父亲，唯一留给我的稍有点温馨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去上海演出，去了半年，期间，托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吃的点心和玩具枪。
记忆中，一直是我父亲忙我父亲的，我们玩我们的。我们没有任何接触和交流。从我生下来到我父亲去世，我们没有一起上过公园，进过商店，看过电影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一点点亲昵举动，我和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
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特别有名的人，凡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人，没有一个不夸我爸的，夸他有本事。但从我们做小孩的角度来讲，这点我们不关心。当时他已经著书立说，在他的专业上，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，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小孩，也不会注意。
我父亲整天忙于演出，包括到我上了中学。在我上学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居住在一起，也见不上面，因为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。我下学回来他已经走了，等他回来时我们已经睡了，而早上我们上学时他还没起来。几乎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，我们根本见不着面。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和我也没有关系。
我父亲一直不知道我偷着说相声的事。他主要是不同意我当时的那个年龄就学相声，再有一个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年幼失学，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，深知干这行也需要很好的文学基础，他希望我们上完大学再来说相声。所以在我16岁考上铁路文工团时，跟他商量时竟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。
那天，他下午没有演出，中午，趁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也假装盛了一碗饭。那时我父亲吃饭是一个人吃，我母亲要给他一点特殊的菜，平时一般情况是，他先吃我们后吃。我父亲从来不在外面吃饭，不管演出到几点，不管人家管饭不管饭，他都要回来吃我母亲做的饭。
我盛出了一碗饭，坐在我父亲对面，那时他还没吃上几口。我说我考铁路文工团去了。他没理我，继续吃饭。过了一分多钟，我看他不言声，又说我考上了。这时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十分严厉，可以说是瞪了我一眼，接着他又低下头去，继续吃饭。这时我说的第三句是，人家让我办手续呢。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把他惹急了。
他把饭碗和筷子猛地往桌子一拍，瞪着我说，谁让你去的？你跟谁商量了？当时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，我总不能说我没和谁商量吧。我吱吱唔唔说，我是陪一个同学去考试，结果人家看上了我，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。
当时我父亲说，你给我好好上学去。我记得我父亲说完这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了5块钱给我，那时的学费是5块钱。他说你上学去！
后来我去铁路文工团告诉人家，家里不同意。他们说你别管了，你父亲的工作我们来做。
他们到我们家来过三回，前二回我父亲都把人家给轰走了。他们一提关于我进团的事，我父亲就说免谈，上学，我很忙。直到第三次，我父亲才说了句我考虑考虑。就这样，1965年我进到了文工团，走上了我的艺术之路。
我们家一直没买过房子，都是租房子住，我父亲也没有买房子的经济能力。我父亲小时候要过饭，捡过煤核儿，夏天卖过冰棍，后来学过京戏，18岁才改行说相声。照此看，我父亲家以前撑死了能有一间小破土房算了不得了。如果要算成份的话，应是城市贫民，后来我父亲有名后，家境稍好一点，但也就是在中等偏下一点的水平。我父亲平时要抽烟，要喝茶，在我印象里，我父亲挣的钱，他一个人就要花费一半，我们全家花一半。
当时在北京有一种说法，西城住文，东城住武，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，而南北城经商的比较多。我们家一直住在西城，我们家对门就是唱京戏的，我们家那一片从事文艺的挺多。
实际上我前面所说的奶奶是我姥姥，包括我所说的舅舅也不是我母亲的亲兄弟，是我妈的一个叔伯哥哥。
我们家很独特，在我母亲这边，我们没有舅舅、姨，在我父亲那边，我们没有叔叔和姑。
我父亲是我爷爷奶奶买的一个孩子，从什么地方买来的，不知道。据我父亲说，好像是坐了一宿的火车，是从东北那个方向，那会儿火车也很慢，我觉得应该是在锦州这一带，出关不远的地方。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买孩子的只能买一个，不能买两个，所以我爷爷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。我爷爷姓侯，满族人，以前在王府里是一个厨师。
我母亲那边是因为我姥姥、姥爷不能生养，抱了我母亲。我很早就知道，我父亲不是我爷爷奶奶生的，我母亲也不是我姥姥、姥爷生的。
（摘自《华夏》1999年8月号，侯跃文口述，朱子峡采写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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